疫情老师心理辅导心得体会

凯恩斯诞辰140周年：政策的更替还是观念的变迁？,下面一起来看看本站小编新京报给大家精心整理的答案，希望对您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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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有人这样评价凯恩斯：“凡是歌舞升平的时候，他就会被人们遗忘。凡是危机到来的时候，人们才会又想起凯恩斯。”当我们作为一个单纯的读者去进入凯恩斯的著作时，我们时常会为凯恩斯雄辩而华丽的文风所折服，也会为他“跳来跳去”的立场所迷惑。然而当我们环顾今天的世界并重温人类在20世纪的种种灾难与挫折之后，我们会发现，理解连接过去与今天的那些秘密，难以绕过这位看似立场飘忽不定的经济学家。

竞争与干预，是经济学世界明确的两极。我们经常会把凯恩斯与哈耶克相提并论，也会不由自主把凯恩斯视作政府干预的代表。然而作为二十世纪历史的亲历者乃至决策者之一，凯恩斯在同辈人眼中似乎并未如同后世所构建的一样，是一位政府干预的信徒。然而当我们走进凯恩斯天才又矛盾的人生与宏阔的历史抉择时刻之中，我们才能理解凯恩斯主义究竟意味着什么。而理解凯恩斯的人生，绝不是“宏观经济学之父”“大政府”等几个干瘪的标签所能概括，他矛盾而多变的人生与立场，是我们进入二十世纪历史的一面清澈的镜子——他对英国的殖民统治深恶痛绝，却对帝国余晖有着无限的留恋。他终身是和平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却预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祸源，并且用思想的方式构建了现代国家理论中的重要一极。（导语撰写/朱天元）

本文来自新京报·书评周刊专题《被误解的经济学家：凯恩斯的昨日世界》B04-B05

当代宏观经济学的主流仍然是新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主义平分天下，然而观念思想的存废与否总免不了与当前的经济形势产生几分纠葛。当欧美各国在高收入水平下陷入滞胀时，人们开始责备凯恩斯主义为政府扩张规模及提高支出提供了充分的空间，而在繁荣周期的“逆周期”行为则从未真正出现过。然而，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以来，大型经济体持续的通货紧缩压力、不充分的复苏又引发了重新回归凯恩斯路线的争论，无论在理论上，左派和右派的欧美经济学者如何争吵，现实中，经济运作已经沿着凯恩斯主义的道路行进。面对新冠疫情造成的需求冲击，以及地缘政治不稳定性带来的能源价格压力，所有主流经济体几乎无一例外地选择了大规模财政和货币扩张来应对。时至今日，货币扩张进行到这样一种程度：美联储加息到5%左右便引发美国银行业的风声鹤唳。作为对比，在新古典主义盛行的1980年代，两位数的利息率被认为是对抗滞胀的苦口良药。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爵士出生于1883年，此时剑桥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尚未出版，古典经济学的集大成之作仍未面世，其建筑框架仍在搭建。而当凯恩斯于1946年过世时，古典经济学似乎已经被抛弃了，正统的，或曰保守的财政和经济政策被所有执政者弃若敝屣，那个时候人们探讨的已经不再是“古典经济学”的存亡，而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存亡了。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883年6月5日－1946年4月21日），英国经济学家。

经济史对凯恩斯的重视难免由此交叠上政治、文化和社会层面的意涵。如同霍布斯鲍姆提出的“短20世纪”所体现的那样，第一次世界大战改变了古典主义黄金时期的欧洲，带来了激烈的变化与挫折，那是光荣与梦想的年代，自然也是失落和绝望的年代。一代欧洲人熟悉的世界从此不复存在了，一个生活在1900年的人，无法想象1950年的国家是何等样貌。传统上认为国家不能干涉，也不必干涉的领域，现在都已成为国家的掌中物。“看不见的手”被“看得见的手”一一替代。作为最负盛名的经济学家，许多人将这种变化归因于凯恩斯，乃至于早在1944年，劳伦斯·克莱因就宣称凯恩斯发起了一场“革命”。但是，从学术理论到社会风气的变化，这是凯恩斯的革命吗？

古典主义者凯恩斯

黄金时代与战间期

英国人有许多缺点，但他们一个重大优点是，在政策问题上，总是喜欢遵循专业人士的意见。凯恩斯从没有一日担负过英国政府的内阁职位，但作为长期在财政部活动的官僚和学者，凯恩斯给英国的经济政策刻下了属于自己的烙印。这位学者初得大名，便是因为在协约国对德议和条款上的不同意见。《和约的经济后果》（又译为《的经济后果》）乃是凯恩斯对彼时英国凡尔赛谈判代表团的一纸抗议。从后见之明的角度来看，凯恩斯的预言在大萧条时期几乎一一兑现了。德国的经济陷入结构性的不平衡中，而美国的经济政策火上浇油。随着一场爆发于美国的大危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到黑暗之中，宣告了古典主义经济学和自由放任学说的灭亡……

所有的初级教材都会如此概括大萧条、经济干预学说和凯恩斯主义。如果认真追踪凯恩斯的思想动态、查阅《和约的经济后果》之全文，并结合有关大萧条爆发成因的较新研究，我们会发现这样一个简单的概述不只是失之粗疏，甚至错漏颇多。从教科书的叙述中，人们往往认为在1920年代曾经出现过自由放任资本主义体制下的繁荣时期，而这种自由放任主义是被大萧条所摧毁。然而，《和约的经济后果》预言的并非是大萧条，而是和约达成之后，经济层面立刻产生的不平衡性。而凯恩斯得出这种不平衡性的原因，则完全是基于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分析。《和约的经济后果》，是古典经济学者凯恩斯，对一个违背了古典经济学诸多戒律的条约体系发起的抨击，而不是先知凯恩斯，在提前避免一场他从不可能预料到的经济灾难。

古典经济学的核心是静态的一般均衡，生产总量均衡在特定水平之后，价格、投资和消费也围绕这个均衡变化。由于投资和消费都是由价格水平所影响，而唯有价格水平的变化可能是外生冲击导致，为了保持均衡的稳定，而政府唯一需要保证的就是价格的稳定。在整个古典经济学的黄金时期，各国政府财政和中央银行最大的任务就是保持货币价格不变。正如经济史学者承认的那样，金本位体系有无数缺点，但却有一个与生俱来的优势：金本位的负反馈天然帮助货币价格维持稳定。

在稳定的货币价格和稳定的预期下，任何不均衡最后都会自然达到均衡水平。当投资过度，利润率的下降便会抑制投资。当消费过剩，投资的回报增加，社会财富便更多以再投资而非消费的方式被处置。当萧条到来，工资下降，消费紧缩，于是消费和投资又可以在较低的水平上均衡起来，而不至于引发结构性的失业。在这样一个静态均衡的环境中，关税应当尽可能减少，因为产品的流动促进了均衡的达成，以李嘉图的方式施慧于所有国家。有组织的劳工和有组织的资本结构的发展受到了凯恩斯在《和约的经济后果》中的关注，但凯恩斯认为资本和劳工组织结构的变化也有利于消费和投资的均衡，并使得工资水平可以理性化的形式得到决定，资本的投入效率也或许随之增长。总而言之，在《和约的经济后果》看来，黄金的战前岁月已经臻于完美，而凡尔赛和约打破了完美的战前岁月，这才是和约会带来经济后果的根源因素。

凯恩斯论述了和约的所有经济后果，在他看来最严重的一面无异于和约无法达成一个古典经济学心目中的静态均衡。德国被施加了过多的义务，其工业依赖的资源基础被破坏，赔款压力则可能打破德国生产、消费与投资的均衡。德国的资本输出和投资将受到破坏，并进而影响整个欧洲范围内的经济。一言以蔽之，1914年之前欧洲行之有效的增长模式被打断了。在《和约的经济后果》中，凯恩斯其实既没有考虑到新的政治因素，也没有考虑到新的经济因素。凯恩斯未曾意识到有组织的劳工将工资价格水平锁定，未曾意识到贸易保护主义导致的结构性失业，甚至未曾意识到德国成为一个缺乏原材料的进口国和必须负担赔款外汇开支的矛盾，与美元和英镑一方面承担国际货币，其国内政治中心一方面渴望削减逆差之间的矛盾。事实就是，所谓的1920年代繁荣并不真正存在。德国和法国的经济都在1923年几乎崩溃了，英国陷入到低水平的均衡中，因为丘吉尔过高地规定英镑价格而迟滞不前，始终面对着百万人规模的失业。虽然斯穆特-霍利关税法被视为加剧大萧条的罪魁祸首，但该法并非美国为了应对大萧条而产生，而是基于1928年胡佛竞选总统时的承诺——也就是说，即使在所谓“柯立芝繁荣”的时期，美国工业界和农业界也已经开始提倡贸易保护以降低竞争了。

凯恩斯在战间期写作了《丘吉尔先生的经济后果》和《货币论》，许多人认为凯恩斯在1926年反对丘吉尔将英镑规定在更高价格的做法是凯恩斯主义的先声，这种观念是完全错误的。凯恩斯反对丘吉尔过高的估价，并不意味着他全盘放弃了古典经济学体系。他确实主张不固定的英镑价格，使得英镑与黄金的兑价每周可以改变，但目的是稳定物价水平。只有在稳定物价水平的基础上，稳定货币价格水平才是可取的。正如货币论中静态分析的结构，无论是动态周期、个人预期还是货币乘数效应这些凯恩斯主义的核心内容都未曾出现。凯恩斯此时仍然坚持央行调节的短期利率和长期利率一定可以存在联系，并基于这一点规划英国央行应当采取的策略。然而，古典经济学的静态均衡，和不稳定的1920年代经济最终在大萧条的风暴中撕得粉碎。无论大萧条的起因是什么，《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将给出属于凯恩斯的药方。

大萧条时期纪念铜像。图/IC photo

凯恩斯主义者凯恩斯

政治理论，还是经济理论

人们往往认为，大萧条为凯恩斯提出的，对古典经济学而言堪称离经叛道的激进设想提供了基础，而凯恩斯的理论革命性地为解决大萧条和经济周期，乃至缓解资本主义的一般矛盾提供了出路。很不幸的是，这两种后见之明的视角全都失之片面。

大萧条带来的动荡并不仅仅让凯恩斯提出激进的经济设想。且不论苏联宣传的在五年计划中的成功吸引了多少激进主义者，在经济学理论界内部，不同的流派也是此起彼伏，互相竞争。从激进程度而言，欧文·费雪、保罗·道格拉斯等正统古典经济学家从1933年开始酝酿的“芝加哥方案”远胜凯恩斯所提出的渐进改革式的主张。所谓“芝加哥方案”实质上主张完全取消银行的货币生产功能，在商业银行实施100%准备金率，从而将银行全面变成一个记账手段。如果读者熟知当今在欧美经济学界炒作得沸沸扬扬的“现代货币理论”（MMT），便足以意识到芝加哥方案的激进程度与之相差无几。货币的分发在这一理论下完全成为中央银行定向操控的职责，而回收货币也被视为可以直接使用税收完成。在法国和比利时，以德曼为首的一批政治家和经济学家开始强调某种权威政制下的技术官僚治国模式，这也许是在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风靡一时的控制论经济的某种雏形。

然而，凯恩斯的理论确实与他们显现出独特的区别。就以芝加哥方案为例，芝加哥方案在逻辑上仍然是基于古典经济学对稳定均衡的设想做出的。费雪和道格拉斯等人推崇这一方案的根源在于，商业银行制造货币的功能太容易受到经济周期的扰动。从古典货币数量理论来说，如果货币完全是中性的，那么商业银行也不再具有任何实际意义。乃至如果长期利率是一个稳定值，中央银行可以直接将贷款规模和利率控制在均衡水平上。就像金本位带来的稳定经济的作用一样，芝加哥方案是在以极端手段来恢复货币和商品的稳定均衡，以期达成某种静态的稳定。正如1939年芝加哥方案最后的呼吁所说的那样，一劳永逸地避免经济周期带来的不稳定性。

凯恩斯漫画，1934年。

凯恩斯为宏观经济学引入了新的思考方式。《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为宏观经济学建立了新的微观基础。凯恩斯不再是如同古典经济学理论一样，在假定均衡之后使用总量加以分析，寻求不同变量为达成静态均衡而产生的边际影响，而是研究均衡是如何被动态达成的过程。这是凯恩斯做出的第一个贡献：对经济的静态稳态分析，被替换为动态均衡分析。在这一点的基础上，凯恩斯承认了就业和均衡都可能是不充分的。对这种不充分，凯恩斯只做了短期和长期的区分，但我们以后见之明便能理解，这是超越了熊彼特的创造性毁灭的增长理论。经济在周期中增长，在熊彼特看来这只是一个投资竞争的过程，在竞争过程中高效率企业存留了下来——在应对大萧条的早期，法国经济学界便采用了这样一种态度，这导致法国政府拒绝救援受到大萧条压力摧残的企业。政府的信念是，更有效率的企业会留存下来，在新的经济周期中带来更好的增长表现。而凯恩斯的第二个贡献应运而生：在短期，如果就业和需求是不充分的，政府干预经济的合理性就得到了论证。经济周期并不只是一种自然现象，更不是趋向均衡的表现。在经济危机中损失的企业可能并非因为其效率不充分，而是因为需求的不充分。由此，干涉相比放任更有利于促进经济生产的总效率。

然而，需求和就业为何会不充分呢？凯恩斯在这里产生了第三个创造性的贡献，就是将消费者和投资者的心理纳入到宏观经济的考量之中。心理变量成为决定投资和消费的重要变量，而心理变量又取决于对经济发展和形态的信心。古典货币理论就此被废弃，因为货币虽然中性，价格的变化却有可能影响预期。建立在预期基础上的宏观经济分析为战后经济学革命中的行为经济学与理性预期等学派的崛起铺垫了基础，并成为新古典主义不可放弃的一部分。笔者甚至可以有些夸张地论断称，现代经济学分析首先是建立在微观心理的种种预设基础上的。

从静态到动态，从充分均衡到不充分均衡，从长期到短期，从理性到非理性，凯恩斯突破的是古典经济学分析的架构和基础，在新的预设和框架中，货币乘数、财政投入乘数和希克斯-汉森模型，也就是大名鼎鼎的IS-LM模型已经跃然纸上，整个宏观经济学被赋予了全新的微观基础。从这个角度来说，当古典经济学家们还在尝试着为大萧条提供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解决方案时，凯恩斯却为新时代的政治经济学体系铺垫了大门。称之为“凯恩斯的革命”，绝不夸张。

然而，作为“凯恩斯主义”的理论，被政治家们所看中的，究竟是其政治的一面，还是经济的一面呢？在承认凯恩斯主义的贡献时，必须看到的另外一点是，凯恩斯提出的政策建议在1930年代非但乏善可陈，甚至可以认为没有任何创见。政府开支的扩大在1936年《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出版之前早已在各个国家开启，即便是最秉持保守经济政策的法国也在当年放弃了金本位。历史学家早已指出，罗斯福在实施新政时绝无可能参考了凯恩斯的意见。

即便从英国国内政治的角度来看，凯恩斯的建议也很难在时间上呈现出独创性。关于提高关税以贸易保护拯救就业的主张并不是凯恩斯的独创，而是从时任英国财政大臣内维尔·张伯伦的父亲约瑟夫·张伯伦时期就开启的帝国特惠运动的主张。虽然在历史上内维尔·张伯伦留下了一个绥靖主义者的名字和印象，但在1930年代，张伯伦却是英国市民的救世主，是张伯伦的政策，而非凯恩斯的建议在萧条中解救了英国经济，即便是自由党的劳合·乔治也早在凯恩斯之前提出了扩大政府投资的英式“新政”计划。

于是，另一种观点最终随着新古典主义的崛起围绕着凯恩斯。这种观念认为凯恩斯主义并没有经济学上的创见，只是为政府扩张权力提供了借口和说辞。凯恩斯主义，由此和一个模糊的“大政府”观念捆绑在了一起，乃至几乎成为一种政治理论，而非经济理论。

在书房中的凯恩斯。

历史中的凯恩斯

世事无情

二战结束之后所谓的“冷战自由主义”时代，新古典经济学长期作为非主流经济学派受到压制，不断扩大和高昂的税收逐渐使选民感到疲惫，当里根革命将一切倒置的时候，凯恩斯主义就成为了“罪魁祸首”。当今的读者可能无法体会冷战自由主义时期的“大政府、高税收”究竟意味着什么。以美国为例，在约翰·肯尼迪总统第一次减税之前，个人所得税的最高边际税率可以高达90%。

然而，凯恩斯，乃至凯恩斯主义，应当为冷战前期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政策负责吗？如果重新回顾历史，我们将发现一个真相：面对现实政治压力和政治需求，政治家们从不需要经济学家的理论来为他们的政策背书。正统经济学家在1930年代大多反对赤字这种不平衡的财政投入方式，但在失业不断增长的民间压力下，政治家们何曾顾及过经济学界的普遍认识？

在美国，虽然一千多名经济学家联署反对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乃至JP摩根总裁拉蒙特几乎祈求胡佛总统否决该法案，胡佛还是在农业利益集团的压力下签署了这一被称为加剧大萧条的催化剂，而如此高的关税显然是彼时的正统经济学界不会认可的。在英国，劳合·乔治于1935年大选中提出了类似美国新政的公共开支方案，张伯伦则在保守党内推动增加社会开支的福利改革，并征购煤矿等老旧产业，以“理性化”调整产业结构，这又何曾与经济学正统理论契合？人们关注到凯恩斯承认贸易保护主义对保护就业的意义，但正如前文所述，英国的帝国特惠制关税壁垒设想来自于1900年代，让特惠制成真的是大萧条下的财政收入压力和失业压力，而不是凯恩斯经济思想的转变。在德国，甚至早在希特勒上台之前，魏玛的最后一任内阁——施莱歇尔内阁已经在采用政府投资采购订单的方式来挽救企业，扩大公共开支。在日本，高桥是清正是通过扩大行政开支、大量向社会企业下达订单的方式以所谓“高桥经济学”拯救了危机中的日本。他们既不懂得政府投资的乘数效应，也不懂得货币乘数效应。他们接受的往往是古典经济学的教育，或者根本不懂经济学，但他们果断采取了行动，因为他们受到政治压力。

新古典经济学派对凯恩斯主义的批判也因此在政治层面可以得到重新检视。理性预期学派的观点在逻辑上难以动摇，在长期，菲利普斯曲线也必然失效。随着消费者和投资者预期的改变，财政和货币扩张必然导致滞胀。换一个视野来看，如果政府在金融信心的应对上足够有利，失业率是可以呈现周期性涨落的。就在德国政府采用政府订购的方式之前，德国在1932年底失业率也已经开始呈现出下降趋势。长期经济均衡是始终存在的，通过降低工资水平、改变投资率和利息率，经济会达到新的均衡，然后重新增长。从市场均衡的角度，这只不过是一次出清。但是，新古典理论即便有一万个学术上的理由，也否定不了凯恩斯对于长期和短期的洞见：“长期来看，我们都死去了”。

政治家很难为了长期牺牲短期。一个具体的例子可以通过法国的退休金改革呈现。哪怕所有分析估算都承认，法国的养老金体系难以为继，马克龙推动的延迟退休改革还是几乎消耗了他这届政府的全部生命。很少有政治家能够拥有这样的决心和魄力，更何况是在危机时期。货币和财政扩张也许会改变预期，增加未来滞胀的可能。税收和政府规模一旦扩大，也许就难以缩小。而即便政府什么都不做，也许经济危机也能结束。但受困于经济危机的人不能等待这一切。愤怒的失业者在一定程度上摧毁了魏玛德国，如果一个民选政府漠不关心他们的遭遇，那脆弱的民主制度，乃至资本主义经济模式，也许都会在经济危机的风暴中被愤怒的人们摧毁。这个世界终究不是纯粹理性人的世界，即便在萧条时期，又有几人愿意接受工资水平的下降？

这诚然是一个考虑问题的方式：面对政治压力，纯粹经济学的“正确”是缺乏意义的。不应当也不可能要求选民都按照绝对“经济理性”的方式来挑选和影响政策。所以即便没有凯恩斯主义，所谓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仍然在1930年代大行其道。政客们选择凯恩斯主义，不是因为凯恩斯主义更加正确，或者给经济理论带来了革命性的突破，而是因为这样的政策能够带来选票、保住政权。

因此，如果超脱出经济理论来看待，我们很难认为凯恩斯主义为大萧条的结束做出了多少贡献。基于同样的逻辑，我们也不能将滞胀等弊端归因于凯恩斯主义。从经济周期和政府干预的角度，在经济繁荣、扩张的周期，正确的逆周期操作是降低政府开支水平，实施财政紧缩和货币紧缩，以为下一个阶段的干预“积累弹药”。然而，没有任何一个政府会愿意主动在繁荣周期采取逆周期操作，自发降低自己的政绩。政治动机与经济理性的分离是时至今日仍然无法解决的问题，如果这只靠某一种经济学理论就能达成调和，美国的债务上限就不会一升再升，社会保障开支也不会被视为不可触碰的刚性支出。

正所谓名满天下，谤积丘山，凯恩斯主义暴得大名，无论是作为指导思想，还是作为一种借口，都承载了不属于它的历史意义。人们不会记得福利国家的根基是自由党议员提出的艾弗里奇报告，因此也不会记得巨额扩张的政府开支与高税率来自于二战的遗产，而非凯恩斯的说教。经济学家是不可能让选民同意如此巨额的税收与政府开支的，只有战争才能。在凯恩斯出生140年后，我们方才有机会真正检视这位经济史上的卓越人物所缔造的革命：那是一场理论的革命，一场观念的革命，而非一场政策的革命。

作者／王子琛

编辑／宫子 李永博 朱天元 王铭博

校对／薛京宁

疫情老师心理辅导心得体会2

政绩观正确与否，不仅影响到干部个人的健康成长，更关系到党和人民事业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围绕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等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广大党员、干部树立了典范和标杆。

近年来，各地领导班子陆续进行了换届，不少党员、干部走上了新的领导岗位。党的二十大，开启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叮嘱树牢正确政绩观，“不要有大干快上的冲动，也就是不能不按规律办事，急功近利、急于出成绩。要把这种浮躁心理、急躁心态都压下来，扎扎实实、踏踏实实地搞现代化建设。”

“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我们要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发展必须是高质量发展，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广大党员、干部实干担当、勇毅前行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国之大者’就是人民的幸福生活”

牢记初心使命，坚持人民至上，把为民造福作为最重要的政绩

历史，立下又一座丰碑——

202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天安门广场见证历史性盛典。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和人民庄严宣告：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

小康是中华民族的千年梦想和夙愿。长期以来，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顽强拼搏、接续奋斗。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一场声势浩大的脱贫攻坚战在神州大地全面打响。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披荆斩棘、栉风沐雨，攻克了一个又一个贫中之贫、坚中之坚，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把为民办事、为民造福作为最重要的政绩，把为老百姓办了多少好事实事作为检验政绩的重要标准。”

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人民装在心里，镌刻在自己的旗帜上；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我们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归根到底是为了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示。

“不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为现实。”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宣示。

初心使命一以贯之，人民立场坚定不移。

“世界上最大的幸福莫过于为人民幸福而奋斗”；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

“我将无我，不负人民”；

…………

一次次重大会议、一次次重要讲话，习近平总书记始终要求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为民造福作为最重要的政绩。

千头万绪的事，说到底是千家万户的事。外出考察专门到社区看看“大家都吃些什么菜”，走村入户询问“看病有没有保障”，在湖北考察疫情防控工作时专门嘱咐“武汉人喜欢吃活鱼，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多组织供应”……无论到哪里考察调研，习近平总书记对人民群众的事情总是看得真切、问得仔细。

2021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广西全州县毛竹山村考察，并到村民王德利家中看望。从客厅到卫生间，从厨房到熏腊肉的柴房，总书记仔仔细细看了个遍，详细询问有没有热水洗澡、电价贵不贵、自来水从哪来。

“总书记，您平时这么忙，还来看我们，真的感谢您。”王德利由衷地说。

“我忙就是忙这些事，‘国之大者’就是人民的幸福生活。”习近平总书记微笑着回答。

朴素的话语，揭示出深刻的道理：人民是历史性成就的逻辑起点，人民是历史性变革的价值源头。新时代十年，我们取得的一切原创性思想、变革性实践、突破性进展、标志性成果，无不闪耀着一个光辉的起点——为了人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是一个抽象的、玄奥的概念，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止步于思想环节，而要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各个环节。”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可以不惜一切代价”——抗击新冠疫情，从出生30个小时的婴儿到108岁的老人，不遗漏每一个感染者，不放弃每一个生命。

“还老百姓蓝天白云、繁星闪烁”——碳排放强度下降34.4%，雾霾少了、山变绿了、江河清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正在从蓝图变为现实。

“得罪千百人、不负十四亿”——开展史无前例的反腐败斗争，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重遏制、强高压、长震慑，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确保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幸福。

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人民生活全方位改善；改造棚户区住房4200多万套，改造农村危房2400多万户，城乡居民住房条件明显改善；推进健康中国、平安中国、美丽中国建设，保护学生视力、提高养老院服务质量，加强食品安全监管、推进清洁取暖，推进“厕所革命”、垃圾分类……

奋斗为民，一诺千金。桩桩件件，映照着初心使命、责任担当；一笔一画，描绘出“以人民为中心”的斑斓画卷。

2021年10月，山西出现有气象记录以来最强秋汛，冯南垣村是农房受损较为严重的村落之一。2022年农历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专程来到这里，实地察看灾后恢复重建情况。

走进村民师红兵家，看到一家人正在做年馍，习近平总书记洗洗手也加入进来。一小块白面搓成长条，两端向内一卷，仿佛如意形状，再点缀两颗红枣……总书记三两下就做出一个枣花年馍。

“看了你们村，新建的房子质量很好，补贴也到位，老百姓家里年货备得足，很有年味，我心里有了底。”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语温暖人心。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检验我们一切工作的成效，最终都要看人民是否真正得到了实惠，人民生活是否真正得到了改善，人民权益是否真正得到了保障。”

时至今日，那段2013年11月3日发生在湖南花垣县十八洞村的对话，依然经常被提起，给人启迪——

“怎么称呼您？”

“我是人民的勤务员。”

党为人民谋福利，人民永远跟党走。

群众的事干一件成一件，积水为海、积土成山，党的执政之基就会坚如磐石，就能汇聚起推进强国建设、实现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

“新发展理念就是指挥棒、红绿灯”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今天可能要让你们失望了，这次讨论的不是发展问题，而是保护的问题。”2016年1月5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在重庆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开门见山，“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

“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10个字，振聋发聩。

“长江病了，而且病得还不轻。”就在会议召开时，沿岸一些地方正快马加鞭上项目。那时的长江已是处处千疮百孔，厂房污水横流、码头砂石漫天、轮船肆意排放、水质持续恶化……

是“竭泽而渔”还是“泽被后人”？如何看待发展与保护的关系？这是对各级领导干部政绩观的一个考验。

为子孙谋、为长远计，是时候改变了！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深入阐释这一决断背后的深思熟虑，称之为“立规矩”“下禁令”。总书记指出，我们块头这么大，不能再走能源资源过度消耗的老路。否则，一说大开发便一哄而上，抢码头、采砂石、开工厂、排污水，又陷入了破坏生态再去治理的恶性循环。

减污、扩绿、加快调整经济结构……沿江各省市深入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持续扎实推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一幅山水人城和谐相融的新画卷徐徐展开。

…………

实践告诉我们，有什么样的政绩观，就会有什么样的发展效果。政绩观、发展观是否对头，决定着发展的成效乃至成败。

我们党领导人民治国理政，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要回答好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实现发展这个重大问题。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要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关键在于树立和践行符合新发展理念的政绩观。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要树立正确政绩观，处理好稳和进、立和破、虚和实、标和本、近和远的关系，坚持底线思维，强化风险意识，自觉把新发展理念贯穿到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

这是一次发展理念的深刻变革，这是一次政绩观的校正和升华。

随着经济的持续增长，我国也曾面临许多“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经济增速放缓，粗放发展方式难以为继，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突出……

怎么办？能不能用老办法，再来一轮强刺激拉动经济增长？

2012年12月，党的十八大后的首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审时度势、一锤定音：“不能不顾客观条件、违背规律盲目追求高速度”。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强调：“再也不能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来论英雄了”“速度再快一点，非不能也，而不为也”“中央看一个地方工作得怎么样，不会仅仅看生产总值增长率，而是要看全面工作，看解决自身发展中突出矛盾和问题的成效”。

老路不可行，新路在哪里？遵循经济规律、自然规律、社会规律、发展规律，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2015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

理念一变天地宽。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从“注重量”向“追求质”转变，新发展理念引领中国经济迈上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之路。

抓新时代发展，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广大党员、干部必须坚定不移用这样的理念来看待政绩，用这样的标尺来衡量政绩。

一段时间里，有的地方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不到位，导致违建别墅“整而未治、阳奉阴违、禁而不绝”，严重破坏生态环境，群众反映强烈；有的地方为追求“绿色政绩”，强推“一大四小”工程，不切实际、劳民伤财，严重歪曲了绿色发展理念；有的地方大规模迁移砍伐城市树木，严重破坏了城市自然生态环境和历史文化风貌，伤害了人民群众对城市的美好记忆和深厚感情；有的地方盲目融资举债用于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建设，导致新开工项目数量迅速扩张，地方债务规模过大、债务风险突出，有的工程成为烂尾工程……政绩观严重偏差造成了严重影响和巨大损失，教训深刻。

“江苏的发展，有一段时间，苏南、苏北不对称，苏北在发展冲动下，一度引进一些低端产业。响水，一声暴雷，就是当时埋下的恶果。当时GDP上去了，但为若干年以后的灾害性事件埋下了根。”

今年3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现场有代表发言时谈到了2019年的响水事故。

习近平总书记叮嘱：“我当时说给你们‘吃小灶’查安全生产。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走那种急就章、竭泽而渔、唯GDP的道路。这就是为什么要树牢新发展理念。”

“新发展理念就是指挥棒、红绿灯。”把这根“指挥棒”高高举起来，让这盏“红绿灯”真正亮起来，自觉对标对表，多做实事好事，我们就一定能不断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

“以钉钉子精神抓工作落实”

保持历史耐心和战略定力，实干担当抓落实，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首都北京向北400多公里，河北省最北端。一弯深深的绿色镶嵌于此。

这就是塞罕坝机械林场。在中国沙化荒漠化分布图上，地处风沙前缘的这一弯绿色，显得弥足珍贵。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塞罕坝林场建设史是一部可歌可泣的艰苦奋斗史。”

一片林、三代人、数十年。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林场建设者们住窝棚、喝雪水、啃干馍，迎风斗霜，挖坑栽树，硬是在遮天盖地的荒沙地上营造出一块令世人瞩目的绿洲。

这是矢志不渝的拼搏和奉献，是对绿色理念的彻悟和坚守，是对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使命和担当。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工作落实”——

“老百姓的事，要实实在在干，干一件是一件，干一件成一件”；

“一件一件抓落实，一年接着一年干，努力让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

“做到‘两个维护’关键要体现在行动上，要增强宗旨意识，树立正确政绩观，从讲政治的高度抓落实”；

“抓落实，是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群众路线的根本要求，也是衡量领导干部党性和政绩观的重要标志”；

…………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重在落实，也难在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总体来看，现在广大党员、干部的能力素质和精神状态是好的，但也要清醒看到，干部队伍中不愿担当、不敢担当、不善担当的问题还比较突出。有的为了不出事宁愿不干事，得过且过；有的碰到矛盾和难题绕道走，把自身责任往外推，不敢动真碰硬；有的光说不练，表态快、调门高，行动慢、落实差；有的德不配位、能力平庸，挑不起重担，打不开工作局面；有的瞻前顾后、畏首畏尾，在重大风险挑战面前底气不足、惊慌失措，等等。这些问题尽管存在于少数党员、干部身上，但任其发展，就会损害党的形象、贻误党的事业，必须认真加以解决。”

要做到“实”，就要避免“虚”。一切工作都要往实里做、做出实效，不好高骛远、不脱离实际，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讲大话、空话，调研摆架子、装样子，容易造成资源浪费；开不完的会议、填不完的表格、迎不完的检查，让基层不堪重负……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是我们党的大敌、人民的大敌。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形式主义实质是主观主义、功利主义，根源是政绩观错位、责任心缺失，用轰轰烈烈的形式代替了扎扎实实的落实，用光鲜亮丽的外表掩盖了矛盾和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不懈推动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其目的就是纠“四风”树新风，推动广大党员、干部真抓实干，以实际成效取信于民。

“看看老乡们脱贫后生活怎么样，还有什么困难，乡村振兴怎么搞”。2022年10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走进陕西省延安市安塞区高桥镇南沟村果园。

习近平总书记同老乡们亲切交流，并采摘了一个红红的大苹果。从当年的收成到种植技术、采摘方法、品种质量、销售价格，再到村民收入以及如何发展苹果种植和其他产业等，总书记问得细，老乡们答得实。

以身教者从。

从东南沿海到西北内陆，从雪域高原到草原林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入地方考察调研百余次。每次考察调研，总书记都对安排方案亲自把关，不搞刻意设计，尽量安排紧凑，确保调研深入群众、务实高效。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是人民的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党，共产党当家就是要为老百姓办事，把老百姓的事情办好。”

真抓实干、狠抓落实，既需要世界观，也需要方法论。党的十八大以来，围绕一个“实”字，习近平总书记谆谆教诲，为干部干在实处、干出实绩指明了方向，画出了路标——

“要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从实际出发谋划事业和工作，使提出的点子、政策、方案符合实际情况、符合客观规律、符合科学精神，以创造性工作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要有真抓的实劲、敢抓的狠劲、善抓的巧劲、常抓的韧劲，抓铁有痕、踏石留印抓落实。要明确属于自己职责范围内的任务，抓住突出短板和薄弱环节，分清轻重缓急，加强政策配套，加强协同攻坚，加强督察落实，确保各项目标任务按时保质完成”；

“绝不能脱离实际硬干，更不能为了出政绩不顾条件什么都想干”；

“为官一方，为政一时，当然要大胆开展工作、锐意进取，同时也要保持工作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

千年大计、国家大事。5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并主持召开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雄安新区建设座谈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信心，保持定力，稳扎稳打，善作善成，推动各项工作不断取得新进展”；“处理好近期目标和中远期目标、城市建设速度和人口聚集规模、产业转移和产业升级、政府和市场、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和城市自身发展、城市建设和周边乡村振兴等重大关系，确保雄安新区建设和发展的正确方向”。

经济社会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综合考虑政治和经济、现实和历史、物质和文化、发展和民生、资源和生态、国内和国际等多方面因素，避免片面、孤立、静止地看问题而导致发展观陷入盲区、政绩观出现偏差，进而出现落实不力、执行不到位等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领导干部想问题、作决策，一定要对国之大者心中有数，多打大算盘、算大账，少打小算盘、算小账，善于把地区和部门的工作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棋局，做到既为一域争光、更为全局添彩。”

既要有全局眼光，也要有历史眼光，领导干部必须彰显历史担当、增强历史主动、强化历史自觉。

“各级领导干部要有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境界，不要搞急功近利的政绩工程，多做一些功在当代、利在长远、惠及子孙的事情”；

“功成不必在我并不是消极、怠政、不作为，而是要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既要做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实事，也要做为后人作铺垫、打基础、利长远的好事，既要做显功，也要做潜功，不计较个人功名，追求人民群众的好口碑、历史沉淀之后真正的评价”；

…………

“我们在生态环境方面欠账太多了，如果不从现在起就把这项工作紧紧抓起来，将来会付出更大的代价。”

十年攻坚，最严格的制度、最有力的举措，推动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美丽中国大步向前，为子孙后代留下宝贵的生存和发展资源。

进入新时代，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我们攻克了许多长期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事关长远的大事要事。

“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追求利在长远，就必须保持历史耐心和战略定力，一棒接一棒，跑好历史的接力赛。

“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

强化党性锤炼，坚定理想信念，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

2021年6月29日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党中央首次颁授“七一勋章”。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央领导同志，出席颁授仪式。以党内最高荣誉，致敬这些来自各条战线的共产党人，致敬他们的杰出贡献——

张桂梅，扎根贫困地区40余年，帮助1800多名贫困山区女孩圆梦大学；石光银，与荒沙碱滩不屈抗争40多年，在毛乌素沙漠南缘营造一条长百余里的绿色长城；黄文秀，把生命奉献给脱贫攻坚事业，谱写了新时代青春之歌……

“他们用行动证明，只要坚定理想信念、坚定奋斗意志、坚定恒心韧劲，平常时候看得出来、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难关头豁得出来，每名党员都能够在民族复兴的伟业中为党和人民建功立业！”习近平总书记的话鼓舞人心、催人奋进。

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党的事业，人民的事业，是靠千千万万党员的忠诚奉献而不断铸就的。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在2022年春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重要论断发人深省。

党性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只有党性坚强、摒弃私心杂念，才能保证政绩观不出偏差；只有把人生理想融入党和人民事业之中，把为人民幸福而奋斗作为自己最大的幸福，才能拥有高尚的、充实的人生。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错位的政绩观，说到底是认识上出现了偏差，根子在于背离了党性、丢掉了宗旨、抛弃了信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党员干部来讲，是有坚定理想信念，还是满脑子功利私欲，决定着一个人的思想境界和行为举止。”

为政之道，修身为本。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紧紧抓住“强党性”这个根本。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告诫、语重心长——

“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做大官，保持平和心态，看淡个人进退得失，心无旁骛努力工作，为党和人民做事”；

“要牢记清廉是福、贪欲是祸的道理，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任何时候都要稳得住心神、管得住行为、守得住清白”；

“从当前干部队伍实际看，坚持实事求是最需要解决的是党性问题。干部是不是实事求是可以从很多方面来看，最根本的要看是不是讲真话、讲实话，是不是干实事、求实效”；

…………

干部的党性修养、道德水平，不会随着党龄工龄的增长而自然提高，也不会随着职务的升迁而自然提高，必须强化自我修炼、自我约束、自我改造。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先后部署开展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党史学习教育。

每一次党内集中学习教育，都是一次思想的淬炼、精神的洗礼。广大党员、干部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政治上的坚定、党性上的坚定都离不开理论上的坚定。

树牢正确政绩观，必须深入学习党的理论创新成果，运用党的科学理论优化思想方法、解决思想困惑、检视自身思想作风和精神状态；必须通过严格的党性锤炼，处理好大我和小我的关系，长远利益、根本利益和个人抱负、个人利益的关系，以正确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当前，全党正在深入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自觉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改造主观世界，深刻领会这一思想关于坚定理想信念、提升思想境界、加强党性锻炼等一系列要求，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广大党员、干部要以此次主题教育为契机，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转化为坚定理想、锤炼党性和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强大力量，切实把树立正确政绩观的要求贯穿到主题教育各项举措中——

理论学习上，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正确政绩观、贯彻新发展理念的重要论述作为重点学习内容，深学细照笃行；

调查研究上，深度调研大肆举债、大干快上搞“半拉子工程”“形象工程”“面子工程”等典型事例，解剖麻雀，查找问题，立行立改；

推动发展上，把树立正确政绩观、按客观规律办事、一张蓝图绘到底等作为重要原则，采取有效措施防范化解风险，推动高质量发展；

检视整改上，把树立正确政绩观作为党性分析和专题民主生活会查摆问题、推进整改的重要内容，适时开展专项整治并在建章立制上下功夫，堵塞漏洞、筑牢堤坝。

学思想、强党性、重实践、建新功。

新的伟大征程上，只要我们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对党忠诚、为党分忧、为党尽职、为民造福作为根本政治担当，就一定能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业绩！（记者 张 毅 刘维涛 张 洋）

来源：人民日报

疫情老师心理辅导心得体会3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作为健康服务的重点人群，离退休老同志的平安健康始终是学校党委最大的牵挂，面对疫情防控形势变化，学校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和党中央关于疫情防控的各项决策部署，科学统筹疫情防控和事业发展，始终坚持将师生员工的生命健康放在首位，关心关爱离退休老同志，做实做细特殊时期离退休老同志的关怀帮扶工作，积极回应并努力解决老同志关心的急难愁盼问题，协调调动各类资源，用心守护老同志的生命健康，确保校园平稳和师生平安。

春风化雨，把党的温暖送到心坎里

多年来，学校离退休管理处全体工作人员心系老同志，以亲人式的服务、家庭式的关怀，甘当他们的“信息员”“调解员”“心理咨询员”，为了使老同志的获得感更足、幸福感更浓、安全感更强而兢兢业业。

“从事老同志工作要做到热心细心、耐心尽心，使他们在每一个细节中都能感受到组织给予的温暖。”这是离退休管理处处长陈永康对老同志工作的心得体会。“在确保日常工作正常开展的前提下，我们强调精准理念，在增强服务效率、提高服务效果上持续下功夫。”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为了打好疫情防控的‘先手牌’，我们迅速摸排全体离退休教职工校内房屋居住人员信息，及时掌握增减动态及人员往返学校情况。坚持推进‘暖心工程’，采取多种方式开展慰问关怀，将组织温暖及时传达到位。”陈永康介绍道：“通过前期扎实工作，进一步摸清了离退休教职工健康状况底数和就医需求，对重点人员建立了‘一对一’对接机制并做好定期联系慰问，确保及时了解其健康状况。”

当前正值呼吸道病毒感染与传播的高发季节，为了更好地做好健康服务保障，加强对老年教职工的保护，离退处深入了解离退休教职工的实际需求，制作“服务保障联系卡”发放到他们手中；主动联系对接学校周边药店，为部分有特殊购药需求的老同志提供帮助；定期向老同志送上关心关爱，为重病、失能离退休教职工送医送药、送生活物资上门……

“服务老同志，不需要做一些惊天大事，很多时候可能只是‘举手之劳’。”离退处副书记王云提起老同志工作，格外动情：“这份工作没有多少技巧，就是用心、用情、服务到位！”离退处将继续坚持爱老之心、恪守敬老之责、善谋为老之策、多办利老之事，探索新途径，寻求新方法，通过点滴服务把党的温暖送到每一位离退休教职工的心坎里。

部门协同，提供更好的医疗和健康保障

“这是您的药，给您放在桌子上了。”

“别担心，我立即陪您去医院。”

“您在床上躺好，我给您测量血压。”

……

健康是老同志安度幸福晚年的重要保障。学校门诊部心系离退休教职工身体健康，提升医疗保健服务水平，及时回应老同志实际需求，在帮助解决急难愁盼问题上发力。建立离退休教职工健康档案，组织医务人员上门问诊，设立 24 小时服务热线；精心组织老同志集中体检，分析汇总，对检查出的问题及时帮助协调就医住院；加强保健宣传，就离退休教职工普遍存在的疾病问题或预防知识，及时邀请有关专家进行讲座、现场解答；主动协同卫生健康部门，将离退休教职工作为重点人群纳入属地疫情防控体系，与医院建立稳定对接机制，畅通救治绿色通道。

“我们要通过一项项具体的服务、一句句温暖的话语，从老同志急难愁盼的问题出发，把关心关爱落到实处，让大家真切感受到来自学校的温暖，从而更有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门诊部主任翁晓磊如是说，也如是做。

举措务实，提升健康服务工作质效

离退休老同志是学校的宝贵财富，敬老爱老更是学校长期以来的优良传统。随着疫情防控形势变化和防控政策的进一步优化调整，防控重心由“防感染”转变为“保健康、防重症”，老年人尤其是患有基础性疾病的老年人是重点关注的群体。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学校坚持加强对疫情走势预判，多次召开离退休教职工疫情防控工作专题会议，强化组织领导，落实工作责任，出台《西北政法大学离退休教职工健康服务工作方案》，成立由校党委书记孙国华、校长范九利担任组长，由党政办、组织部、宣传部、教师工作部、校工会、后勤保障处、离退休管理处、门诊部、社区等相关单位和各二级党组织、离退休教职工原所在部门主要负责人作为成员的工作专班，就离退休老同志健康情况及疫情防控工作进行客观研判，将分类精准精细服务进一步深入推进，坚持全员覆盖、突出重点、一人一策、细致用情的原则，从完善日常健康服务、解决就医购药问题、回应急难愁盼需求、密切协调强化保障、做好科学宣传引导五个方面提出了具体举措，全校各级党组织、各单位积极响应，主动配合，广大党员干部、教职员工全员参与、扎实落实，共同做好离退休教职工的疫情防控与疾病救治工作。第一时间建立健康台账，制定紧急就医预案，做到对老同志的身体状况心中有数、对老同志的生活需求及时回应，齐心协力、全力以赴维护老同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下一步，学校将针对空巢独居等重点特殊群体，建立专人联系对接帮扶机制，协助提供必要的生活和医疗支持；主动加强与离退休教职工子女及亲属的联系，家校同向发力，建立“家—校—医”联动工作机制，共同做好离退休教职工健康保障。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学校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准确把握新时代新阶段对离退休工作的新要求，不断深化离退休教职工思想建设，用心用情服务老同志，不断提升离退休教职工服务管理质量和水平，更好地满足老同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

（资料来源：西北政法大学微信公众号；责任编辑：刘佳瑶）